□岳永逸

在对汗牛充栋的仙话进行系统学术研究的同时,严优更希望能对大众进行关于仙话的知识普及。一反百年前启蒙先驱的否定性基本定位,有着文化自信的严优旗帜鲜明地指出:“神仙学说及仙话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文明的一份别致的礼物”；通过具有突出的“中国性”的仙话,完全可以讲出精彩的“中国故事”。因此,“对传统文明进行现代化的审视与扬弃,并且不断将这种审视与扬弃的成果与本文明的后裔们分享”,就成为严优创作《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的强大内驱力。

何为仙话?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经由与神话的比较,严优将仙话定义为“基于人们相当长时期内相当程度共识的、关于仙的故事的总和”。然而,我更欣赏她在对“监察神”——三尸神的品评中似乎是不经意地写的那句:“仙话提供克服一切障碍超越自我的可能性”。应该说,这一句是关于仙话最言简意赅且直击内核的定义,也是严优基于对个体生命的敬意、基于人间本位主义,赋予仙话以“正”能量,进而赋予《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合理性的基石。

易言之,仙话并非仅是有角色、有情节、有共识的关于神仙林林总总、源远流长的故事。这些长命不绝衰的故事,之所以在自古及今的中华文明体中有一席之地,之所以在科技昌明的今天还要讲述、重温,关键就在于它是生命观的投射,是对人突破自身局限性的一种朴素而奇妙的想象,或如汪洋恣肆,或如小溪潺潺,或如瀑布飞流,或如泉水叮咚。而且,它也确实在相当意义上表明了人克服一切障碍而超越自我的可能性。作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文类,仙话有着人类优秀文艺作品基本的形态、质地与功能。因为它直面的是最普遍意义和最本质意义上的个体本身,面对的是人心与人性,映射的是人类永恒的困境、对生命的理解、期许和从未停止的如夸父逐日般的苦苦追寻。

当然,要说清仙话,就不得不说清“仙”。与禄是遒等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传教士整体上倨傲、笼统地将中国本土的宗教信仰视为“异端”、污名化为“迷信”不同,20世纪后半叶基于田野调查的焦大卫、武雅士等人类学家,对中国本土宗教提出“神—鬼—祖先”的三极认知范式。这种认知虽然有所进步,但“神”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几乎囊括了除鬼之外人们供奉膜拜的一切超自然力量,神、仙、精、灵、怪等等。在汉语语境中,“神”“神仙”“仙”之语义多相含混。三个语词中,最常用的是双音节的偏义复词“神仙”。不同语境下,“神仙”或指“神”,或指“仙”。

何为仙?它是通过内养外服等方式修炼而长生不死,经常住在山里或其他奇境之中,具有某些特殊能力的得道者。仙是后天的,是凡人经过艰苦修炼得成,其“仙格”由“人格”提升而来,其超自然性由自然性改造而来。显然,与神相较,仙与人有着更多的互动、关联和亲缘性,是凡人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长期信奉、实践的奉神为人和奉人为神的“神人一体”辩证法的绝佳体现。

因此,鉴于“仙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在架构上分成了围绕“仙”和“话”的上、下两编。同时,也因为仙话的仙与话的双重指向,“仙在话中”和“话中说仙”的《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又成为一个整体的“纪”。这个纪,不仅仅是“录”,也是“述”。

与郑土有等前辈相对严肃的学术写作不同,严优明确将自己的写作定位为“轻学术”——有游戏精神,轻松活泼又不乏棱角、锋芒的学术写作。也即,她要一如既往地在学术语言与普通读者的通俗阅读需求之间架起桥梁。顺势,严优将其写作与古已有之的文体“笔记”区分开来,命名为“一种具有当下性的笔记”。较之古代的笔记体著述,其当下性的笔记不仅仅是如张岱《夜航船》般的记与言,而是更有体系、更注重论与辨,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较之学术专著,其当下性的笔记又有着更多的弹性与回旋的空间。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联想、随兴发挥,使之有着更多的本色与真情。

如是,在作家和学者之间的自由摆渡、切换与穿越,使得貌似调侃却严肃认真、直捣黄龙的“轻”说,既是《诸仙纪》的内核,也常让人脑洞大开,会心颔首,抿嘴一笑。诸如天上玉皇名号得来的全不费功夫,人间“龙王”的捉襟见肘、装神弄鬼、装疯卖傻,皆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在其“轻”说之中,道貌岸然、相互含括、狼狈为奸的神权、皇权、男权没有了遮羞布,赤身裸体,一览无余。

当用现代日常生活中人们熟悉的技术、物象来勾画仙家时,高流量的神仙之画皮也欲盖弥彰。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实现了时空穿越,而是读者在文字前反转、倒立,俨然梦蝶的庄周,是耶非耶,满眼的迷离蒙眬,心与物游,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在严优笔下,灶王爷,是老天爷投放到世间的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监控摄像头,且自带超大硬盘,整年全天候不间断存储你的黑料；三尸神,作为监察界的劳模、间谍界的王牌,对你的监察是钻进你的肉身的内部监控。

毫无疑问,这样的“仙话”——对神仙的唠嗑、比划,绝对前所未有。其实,严优以其不显山露水的曲笔,描绘出了当代以科技形态存在的无处不在的“神仙”。她不仅描绘出古人的生存困境和突围的尝试,也不经意地在其游戏文字中道出貌似“不信一切”的现代人生活的两难,和算计重重,处处设防,监视又“全景敞视”,以致荷戟独彷徨而无险可守、无围可突的窘境。

当然,这一技术世界困境的揭示,仅仅是无心插柳。以其女性的细腻与敏锐,严优对仙话的当下的纪与述——现代释读,更着力女性主义立场。她试图通过其“仙话”,为过往仙话中受歧视、压抑,甚或奴役的女性(神仙)鼓与呼,从而赋予古旧仙话以当下性和启蒙性,进而实现对仙话这一文化遗产的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转换。

(摘选自《诸仙纪:中国仙话八议》,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