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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类足迹所至的地方,就会有垃圾,无论是遥远而又偏僻的乡村,还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人类学博士、《垃圾之战:废弃物的绿色治理、科技争议与环保行动》作者张劼颖从2008年开始调研我国垃圾治理问题。其间,他深入开展田野调查,从近年来邻避效应的焦点垃圾发电站选址出发,一路透视垃圾处理、分类以及商品制造等全过程,试图再理解废弃物,将废弃物视为是一个动态的范畴,国家、市场、科学技术、普通消费者、环保行动者等多个行动者共同生产、竞争、建构其意义。

垃圾问题由来以久,但什么是垃圾,却很值得我们反思。在张劼颖看来,当人们越来越被消费文化牵着牛鼻子走时,不自觉地会抛弃艰苦朴素传统。艰苦奋斗意味的不仅仅是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还意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时,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的产量。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晓,时光往回二十年前,我们还极力倡导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可时至今日,我们常常因为衣服旧、过时、不喜欢等原因而选择抛弃。那时垃圾并不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至少农村的垃圾大都可以通过化粪池转化为肥料加以利用。

西方有句谚语,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垃圾是否变废为宝关键取决于一个“变”字。我国曾一度是“洋垃圾”的倾销对象,汕头贵屿还形成了电子垃圾拆卸分解再回收的重要基地。但垃圾回收成本高,特别是环境污染压力极大,正因如此,2018年我国发布“洋垃圾”进口禁令。颇为吊诡的是,口口声声称垃圾为宝贝的发达国家不是变废为宝,而是在指责我国新政同时,马不停蹄地寻找新的倾销对象。

张劼颖指出,“垃圾治理如果不是前瞻性的,就必须是滞后的”。所谓前瞻性,就是从产品设计、制造、包装等全过程,尽最大限度减少垃圾特别是不可降解垃圾的产量。滞后则是对已经形成的垃圾分类回收,对不可回收垃圾采取无害化处理。为此张劼颖深入到力推垃圾分类城市,在社区楼栋内观察分类措施的落实。

许多人一方面感叹近邻日本垃圾分类之细令人叹为观止,另一方面对于身边的垃圾分类却视而不见。就此问题,张劼颖适时导入自己的专业知识指出,“经济人类学家认为,人们如果想要接受和践行一种新的知识实践,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维度上有动力:道德的动机、社会—政治的压力,以及物质或经济的激励”。

道德本质上是教化,即全民式的垃圾分类教育。从一些城市率先推行的垃圾分类来看,分类还是有关一定的“技术”门槛,如果没有广泛的教育很难达成效果。日本首都东京“垃圾分类手册就有30页,一共列了500多项条款”。而“社会—政治的压力”,在这里我们可以视为社会秩序基础,即法律法规。那些垃圾分类越是出色的国家,立法越是完善。从这层意义上讲,垃圾分类不仅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规范对象。至于张劼颖导入的第三个维度“物质或经济的激励”就更容易理解了,对于企业可能是环保补贴,对于个人则可能变成物质激励。当然三管齐下也未必可以立竿见影。欲速则不达,日本垃圾分类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循序渐进与持之以恒才可能有所成效。

打赢“垃圾之战”,也不能忘了农村。为此,张劼颖指出,“唯有城乡统筹考虑,才能真正走上生态环保和环境正义之路”。一言以蔽之,如果不尽早着手,本来可以“前瞻”解决的农村垃圾问题,很可能拖成“滞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