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浩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张晋藩著北京出版社

汉文帝时期，有个平民侵犯了皇帝通行的御道，汉文帝要处以重刑，将事交给了掌管司法的廷尉张释之办理。结果张释之只是判罚金四两，这让汉文帝很是不悦，便责问张释之，要追究他的责任。张释之跟文帝解释：“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这段话坚实地表明了张释之的立场，他认为，国家的法律并不是天子一人之法，而是天子也要遵行的法律。如果廷尉都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不依法断罪，那影响的是全国的司法。汉文帝听后，恍然醒悟，听从了张释之的判决。

我国古代法律与历史结合紧密，既是以史料为基础，又在史料之上结合当时社会的矛盾，确立解决矛盾的规则。在我国悠久的法制发展中，逐渐形成独特的法文化，《中华法文化史镜鉴》是一本由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法学家张晋藩编写的一部中华法文化随笔，从中华法文化历史、古代官吏管理、监察与廉政、司法制度与技术等方面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法制发展。

汉律继承秦制的同时儒家化，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大一统的西汉王朝需要。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提出了大德小刑之说，确立了我国古代法律“德主刑辅”的指导原则。这也引申出我国古代对于案件判断的准则，如果是刑事案件，则以法律为主，情与理只做附带考量。而对于民事案件，则主要考察情与理的影响，以至于出现有法者依法律、无法者依情理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为了渲染统治者的德化仁政、加强法律与民心的互通，在特定情况下也主张“法顺人情”，甚至“舍法用情”。对于一般民事案件一般多依情理解决，因此产生了一种中国传统特有的审判方式“调节”。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协调一致、互相补充，构成了中国古代司法的传统之一。不过，中国古代法律虽然有一套自己的规律，但在种种因素之上，皇权始终作为终极影响力，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

在前文汉文帝的故事中有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皇帝对于法制的尊重，一个是官吏的秉公执法，二者缺一不可。唐朝魏徵曾将国家、皇帝、法律三者之间的关系做了形象的比喻，国家是一匹奔马，骑手是皇帝，皇帝手中的鞭子就是法律。这个比喻说明法治的实施受到君主的制约，而且法律往往是为了服务于皇权而制定的，这是难以逾越的局限。法治必定会限制皇权，这也是皇权与法律永恒的矛盾。贤明的君主往往都是尊重法律，尊重法治的。在尊重法治的君主的统治下，往往也会迎来国家的盛世太平。但通过历史我们看到，这样的君主少之又少，即便如李世民那样的君主，对于法律的认识仍是以驭民为主，是绝不希望别人通过法律来制约自己的。

在中国古代法治与人治互相交错，因此治法的同时也需要治吏。白居易曾这样评价贞观之治：“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行善，无乃难乎。”这是说，贞观时期的法律虽然好，但还需有一批如房玄龄、马周、魏徵般的良吏，才能够让贞观之法得以实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皇帝庸碌无为，官吏贪赃枉法。白居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法律虽然更加完善，但官吏群体却不行了，君子少小人多，自然难以重现贞观盛世。吏治队伍的建设，往往被忽略，官僚考核虽然总以道德标准来作为考量，但道德标准本就个人化且容易流于表面，这让官吏问题成为历代法制推行中的大问题。北宋政治家王安石就曾总结：“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未尝不是他在变法中的切身体会。

《中华法文化史镜鉴》虽是一本小书，读来仍丰富有趣。作者细数了历代王朝对于吏治建设的努力，从考核到监察，从行政结构到赏罚制度，古人运用自己的智慧来完善对官吏队伍的整治，完善法律制度的健全；通过特定时期的特定历史故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中华法文化，既展示出中华法文化的历史意涵和传统精神，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理性智慧和经验。